| 从菜叶的文章可以看出，河南人的传统美德也成了深圳人嘲笑和歧视的对象，笔者才疏学浅，不知道这是深圳人超现实的素质提高了呢？还是河南人保持传统美德落后了深圳人发展的速度了呢？ 很多人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社会的发展就要抛弃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吗？深圳人是生活在一个脱离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里吗？ 二．各方评论风起云涌 在深圳歧视和欺辱河南人以及外地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歧视和欺辱者必定还是少数人个人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得到了深圳本地善良、正直和有社会公德的人的强烈谴责和批评，也得到了全国各地有良心、有社会公德、讲道理、顾全大局的人的批评。 但这次和以前发生的歧视行为性质有天壤之别的不同，自然产生的影响就不同。 在《郑州晚报》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很多著名报纸、门户网站上，人们的评论可谓风起云涌。 2005年4月1日，《江南时报》第三版发表了杂文作家郭松民的文章――《深圳对河南“地域歧视”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文章全文如下： 深圳警方在街头挂出了这样一条横幅：“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和“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种赤裸裸的地域歧视显得分外刺眼。 什么是歧视呢？“歧视”就是不公平的“区别对待”。任何社会的不同人群之间都有差别，有男女差别，体力智能的差别，出生地和口音的差别，教育的差别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如果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一些影响人们生活的时机和场合，如入学、雇佣、提升、居住、治安管理、司法审判等等，握有权力的一方，在作出决定时参考了前述差别，而这种差别和决定标准并没有直接的合理关系（比如“河南人”和“敲诈勒索”之间就并没有必然联系），这就是“区别对待”，就是“歧视”。 “歧视”是一种道德堕落的表现，因为它侵害了人人平等的基本价值。因此这一事件是深圳警方的耻辱而不是河南人的耻辱；“歧视”也是一种卑微猥琐、缺乏自信的表现，因为他既然可以根据出生地和口音来歧视别人，那么在逻辑上，他也会承认别人以同样的理由歧视自己是合理的；“歧视”还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在这个案例中，深圳警方就是通过简单地将责任推给河南人，来掩饰自己在治安管理和打击犯罪方面的失职。“地域歧视”人为地制造了不同省籍人群之间的矛盾，和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不要以为目前歧视仅仅是针对河南人的，其他人就可以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因为只要歧视被默认为是合理的，则他们只要稍稍调整一下“关键词”，就可以将歧视转向任何一个人群，没有谁能够幸免。这里，请允许我擅改一段莫勒牧师二战后撰写的著名碑文作为本文的结尾：“当初他们歧视河南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河南人；后来他们歧视四川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四川人；再接下来他们歧视安徽人，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也不是安徽人；最后，当他们开始歧视我时，大家都冷眼旁观，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同样是4月1日，在北京发行量很大的《新京报》，发表了李万刚先生《地域歧视呼唤公民理性心态》的文章，文章如下： 任何时代都很难完全消除和避免歧视性现象。但是，像深圳某派出所扯出“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大横幅的做法（3月31日《新京报》），还是让笔者震惊：犯罪分子的地域身份被荒唐地符号化，就像一些美国电影中常常把某个唐人街、韩国城看做犯罪的渊薮一样，河南人包括河南话等地方特征成为被质疑的对象。这种显然是出于自我保护而做出的独断性、伤害性的判断，反映了流动社会时代部分城市人面对弱势外来群体的非理性心态。 地域性歧视源于流动社会的逐步形成，城市人前所未有地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生活在一起。不可避免的冲突和隔膜，是地域性歧视现象不可避免的根源。这种意识稍不控制，就会出现侵害受歧视者权利的现象：从公交车上的对方言的蔑视，到商店打出不卖某地货的牌子，招工单位声称不要某地人，以致如今这家派出所扯出的这种横幅，都是其“合乎逻辑”的发展。这不仅会使曾发出“河南人惹谁了”的疑问的河南人遭受伤害，在其他城市和地区，遭受过类似伤害的还有江西籍、湖南籍、东北籍等地区的人们。如今，公民间的地域歧视，已经成为一种必须重视的普遍文化心理。 然而，很难说投向河南人的怀疑目光中，有多少来自受害于河南人的亲身体验。而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被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所覆盖，普通人特别容易丧失自主思考的判断能力。媒体对流动人口犯罪个案的报道，常常成为民众判断身边人的心理基础，并被夸大化和扩大化，从而轻易把某个群体符号化、标签化对待。可怕的是，拥有这种简单思维的人并不少。 城市人并非缺乏同情心。但当弱势群体不再是遥远的或街头的施舍对象，而是闯入自己的生活，甚至影响自己利益的对象时，能否以平等的心态和独立判断能力对待他们，才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素质是否达到了现代公民的水平。假如做不到这些，那么，城市人与外来者之间的精神裂痕将永远无法弥合。这不但是我们社会的耻辱，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像一把双刃剑，使歧视者与被歧视者都受到伤害。 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勃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李朝红采访时说，警方以标语的形式要求“打击河南籍的敲诈勒索团伙”并奖励民众举报“河南籍的敲诈勒索团伙”的犯罪行为，会引起众多河南籍人的强烈不满，他认为警方在打击犯罪分子时存在地域和籍贯歧视。在打击犯罪问题上，对犯罪应以行为来判断，不是以身份和籍贯来判断，警方的横幅中将出身作为一个犯罪特征来强调，实际上明显造成一种对犯罪分子籍贯的歧视，不符合宪法原则。 2005年4月25日《太原晚报》转载了《瞭望东方周刊》的文章――《河南人缘何被“地域歧视”》，文章写到： 关于河南人为什么被歧视，河南人有诸多说法，如：“由于河南人口多，信息量大，即使负面信息和别的省同样的比例，但其绝对量会大得多，使人感觉到处都有河南的负面信息。”“河南人勇敢、勤劳、豪爽、讲义气，爱打抱不平，有时可能因此而得罪了一些人，因此成为被调侃的对象。” 在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好多地方都能听到河南口音。他们大都是许多年里陆续逃荒而来的。准确地说：河南人被歧视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是生态灾难的受害者。 只需剖析一个城市就应能说清这个问题。那就是开封。 古往今来，一个又一个国家和朝代把都城建在这里，号称“七朝古都”。尤其在北宋时，这里是天下最富庶繁华的地方，号称“东京”，人口过百万，富丽甲天下。 可黄河就像是故意较劲，人们建一座城，黄河就毁它一次，再建再毁，仅从元代初年到清代末年，开封七次被淹。被淹原因有天灾，也有人祸。李自成攻开封，扒堤决河，全城37万多人只幸存3万多人。 每一层都有着一层难民们的尸骨；每一层都是一层难民们曾有的家园……1938年，为了阻拦日军，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250万人，死亡89万人。 仅1919年——1938年的20年间，黄河就决溢14次。这一次次的灾难，反复毁灭着河南人的美好家园。大量的河南人在遭灾之后，都选择了逃荒之路，携眷带口，逃荒到一个个陌生的地方，难免会和原住民产生一些摩擦。 实际上，根据地域、贫富或其他特征对某个地区的某一类人下定义，给予歧视或者盲目崇拜都是狭隘的和不客观的，河南人、山东人和广东人一样都是中华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创造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努力。 2005年4月27日，《新京报》发表旅美作家薛涌《河南人为何被歧视》的文章： 地域歧视早已有之。比如当年上海人歧视苏北人，闹得苏北人登记户口时填写籍贯也不情愿。其实，别的国家也是如此。比如美国独立战争时，衣衫褴褛、土里土气的殖民地民兵，被称为“山姆大叔”。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名字最终成了美国人的雅号。 如今，“河南人”似乎也成了一个耻辱的词汇。这些歧视，一般是来自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本来不足为奇。但是，如今地域经济整合，全球化进程加速。在这样的环境中，歧视河南人的问题被提出，会促使我们反省作为一个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河南历史上本是文化与经济的中心地带。黄河贯穿于其境内，激活了贸易。北宋定都于此，就是看中了这个连接南北东西的地利。东京汴梁成为世界最大、最繁荣的大都市，从服装、餐饮，一直到出版、艺术，都领导着宋王朝和周边地区的时尚。一直到清代，河南还是个文化与经济的中心地带。 不过，河南的中心地位，并非靠其农业技术的先进，而是靠其地处黄河、运河之交。美国的中国史学界新星彭慕兰称之为“黄运地区”。由于宋代以后，定都于北京的历代王朝要依赖大运河把江南的物资北运，“黄运地区”就成了帝国生存的血脉，是贸易的汇集地。这一地区因此繁盛，人口一直居高不下。 但是，清末特别是“自强运动”以后，现代化运输起步。大运河因长年淤积，效率低下。清政府利用海运技术甚至铁路运输，解决南方资源北调的问题，一下子绕开了“黄运地区”。结果运河失修，贸易萧条，原来的中心一夜之间变成了边缘。河南被中国的现代化甩到一边，这就为现代河南问题埋下了种子。 其他的边缘地区，虽然穷困，但毕竟人口不多，祸患不大，不至于引起全国的注意。河南则不同。从中心地带一夜之间变成边缘地带后，这么多的人口，无法靠本地资源支持，丧失了生计。而黄河的失修，又使这个地区成为黄泛区，更是雪上加霜。因此，河南难民不仅数量大，而且就近涌入一些繁荣的地区，给发达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河南人又穷又土的印象。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以沿海地区打头阵，再次绕开河南。河南如今人口将近一亿，其中8000万农民。这些农民中，又有10%到东部沿海各城市打工。河南虽然不是最穷的省份，但肯定是穷人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输出穷人最多的省份之一。 幸运的是，当今的经济发展，给河南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河南人也发出了自己的强劲声音。对河南人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不幸，国人应该同情和关注，并把这种同情和关注整合到我们的民族意识之中。同时，河南人更应该自尊自强，防止形成受害者情结。一旦河南经济振兴，河南人就会让“河南人”这个称号像当年的“山姆大叔”一样变成荣耀。 2005年4月26日，湖南红网发表作者谢焕权的文章《中国人习惯性的地域歧视应理性消解》，文章写到： 深圳市龙新派出所民警为打击敲诈勒索犯罪活动，挂出“打击河南籍犯罪团伙”的横幅，这在客观上伤害了河南人民的感情，显然是不理性的。…… 面对地域歧视，歧视的主体和客体都应该保持理性，而作为这些信息的传播者——大众媒体及其从业者，更应该时刻保持理性。在河南人大有被妖魔化的形势下，河南文人积极写文著书我河南人辩护，这就是理性的运用媒体宣传作用的表现。然而，作为大众媒体的报纸、广播、电视，尤其是互联网，由于其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在传播地域歧视信息方面就需要更多的理性，不但要传播全面的信息，而且要给歧视的主体和客体互相交流沟通的空间，更要积极的引导公众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事实上，目前的舆论普遍是反对地域歧视的，媒体在引导舆论方面责无旁贷，应该积极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思考解决矛盾的方法，这一切都要求媒体要时刻保持理性。 不可否认，地域歧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而且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着，而地域歧视是不正确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这也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而纵观历史，思量现今，我们完全有信心有理由相信：地域歧视将会在理性下慢慢消解。 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民族，而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发展，文化多元的形势下，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更加明显。在中国历史上，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直至中国近代，几次民族大融合，对于消解现在地域歧视无不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地域歧视往往是因为两个或几个不同地域人们正面接触后才产生的，这是在某个地域内组织事件，组织内部的关系由于某种隔阂产生了歧视，这需要人们正确对待，需要人们理性认识、解决。 《新民周刊》2005年4月30日发表作者童大焕《如何消除对河南人的地域歧视》的文章，文章写到： 因为大家都知道，歧视问题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里，迄今为止都是未能根除的一个老而又老的难题。 …… 美国人类学家、基因学家史宾塞·韦尔斯的研究发现，从基因科学的角度上说，人是没有种族区别的，所有人类都可以理解为一个种族。东方人和西方人的面孔之所以有很大差别，是因为人对伴侣的选择倾向性不同。现代人至少已经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承认，以地域和人种论，人与人之间事实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人们常常不愿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常以“种群”论优劣呢？这首先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下，人们一般会采用简易识别法，比如笼统地说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比一般院校的毕业生素质高。虽然这样的判断不可能百发百中，但是误判的概率相对较小。 回到歧视河南人问题上，我们要问：为什么总是河南？为什么总是针对河南人？一种观点是河南人受歧视是因为他们是生态灾难的受害者，所以他们成为贫弱的代名词。化解的办法则是展江教授说的“有赖悲悯和宽宥”。但我认为歧视是居高临下的，悲悯和宽宥同样是居高临下的，虽然二者的价值取向并不相同，但备受歧视的河南人真正需要的却不是这种居高临下的悲悯，而是自由自在的平等相待；与此相近的观点是朱学勤教授说的歧视根植于人性中的普遍弱点：嫌贫爱富。但全国上下到处都在编排河南人，却另有一番原因在。 论经济落后，河南不是全国最落后的，人均收入也不是全国最低的，比起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要强不少；论人口多，外出人口也多，自然而然“影响大”，的确，河南人有一亿多，但四川、重庆的人口也多，外出人口也同样多，在重庆直辖前，四川比河南人还多，而且现在也仅次于河南，可这些地方的人都没有像河南人那样感觉受到歧视。 我认为，在“妖魔化”河南人、歧视河南人的道路上，社会、媒体，包括河南人自己，共同完成了两次“集体的合谋”： 第一次集体合谋，是把河南的问题归咎和转换成了河南人的问题。河南人成了河南问题的替罪羊。建国以来，河南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试验田和重灾区。据悉，“反右”期间，全国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总计55万人，而一个河南省竟有30多万人；“放卫星”最凶的是河南，首推信阳地区；即使是现在，也有因隐瞒而导致令世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蔓延。以上问题的罪魁祸首，也许并非河南人！但最终，这一切问题通通都归罪于“河南人”头上。所以我说这是第一次集体合谋或栽赃。 当然，这其中，少数河南人也难逃干系。比如在“反右倾”运动时，把说了几句实话的省委书记、副书记统统打倒，戏称“潘(潘复生)、阎(杨珏)、王(王庭栋)”，全国罕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越是人多而资源紧缺的地方，人的投机性往往越强，人性中的弱点也暴露得越充分。 第二次集体合谋，是在第一次集体合谋基础上，通过网络、书籍、声讨、声明等，掀起了旷日持久的“妖魔化河南人”与“反妖魔化河南人”浪潮。结果是强化和固化了河南人自己以及外人的“河南人”观念，整体意义上、地域意义上的“河南人”反而替代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河南人形象，对河南人的歧视由此而成为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新华论坛”上发表周振鹤的文章认为《妖魔化河南人是病态表现》：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历史背景各不相同，因此不同地方的人性格也存在某些差异，或刚强达观，或勤劳勇敢，或善于守成，或长于进取，或擅长言词，或喜好争论。这是很正常的事，即在世界各地民族，也有不同的风俗习性。但随着人员流通的频繁，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人的性格习惯的差别正在趋于缩小，甚至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我们决不可因为某些习性上无关紧要的差别，而产生地域方面的极端褒贬或者无意义的吹捧与歧视观点，否则就会影响人民的团结，妨碍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近年来，妖魔化河南人的现象就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病态表现。我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如何兴起来的，不少人都说河南人坏，但到底有谁真正做过统计呢？在全国范围内，河南人的犯罪率到底有多高？他们的欺诈行为是否真比其他地方的人普遍？ 我想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应该是公检法机关，如果他们没有提出准确的统计数字，任何人凭感觉得出来的印象都是靠不住的。 如果从历史上说来，河南人给人的印象更是朴实无华。中国明朝末年有一位大地理学家叫王士性，他是最主张地理环境与人的性格有关系的，比西方黑格尔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还早了二百多年，而且他到河南做过官，有过较深入的观察。据他的看法是：“中州（按：即河南）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可见当时的河南人就没有给人狡诈的印象，清代民国的人看河南人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观点。 而如果从现在的地理学理论看，地理环境决定论有它很大的缺陷，那就是过分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理论现在早已过时，我们不应该死抱住不放。况且就是王士性那样的环境决定论者也并不对河南人有偏颇的看法，何况今天的人呢。正确地说，任何地域的人都有道德高尚的人，也有品格低下的人，这与生长在什么地方并无关系，而主要是与教育有关。就个别人来说，由于恶劣环境的影响与个人道德水平的缺陷完全可能成为一个罪犯或不法分子，但对于有数千万人的一个大省而言，决不可能背上一个道德问题地域的恶名。 因此，深圳某派出所挂出的“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和“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的大横幅，显然就是思想上不正确的一种体现。作为执法机关，如果有地域歧视的观点，其危害性就比一般的个人要大。希望其他政府部门要以此为鉴，以免出现类似的错误。 此事件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加拿大、新加坡、美国等国家一些媒体也报道了有关新闻，其中《华尔街日报》2005年4月19日发表了题目为《河南人为名誉而战》的文章： 因为种种突发或非突发的事件，河南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现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捍卫这个封闭农业大省名誉的公共关系之战已经展开，参与者包括本地作家、企业家，甚至还有河南省政府。这场运动看来已经有所收获，而首当其冲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原地区生活标准不断提高，让傲慢的东部人对内陆同胞的抨击少了许多。河南在赢得尊重之战中的胜利对中国其他感到受到沿海地区人们歧视的地区而言，可能也有借鉴意义。 赵新兵就是这场公共之战的冲锋陷阵者之一。报道描述了他的遭遇：他经常听到别人用“小偷、骗子、傻瓜、老土”这些词描述河南人，每次承认自己是河南人的时候他都很尴尬；河南老乡到北京来看他的时候，他总要提醒他们不要在电梯里说话，以免浓重的乡音让别人反感；工作时，同事们拿河南人开玩笑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沉默；而那些注明了“不考虑河南人”的招聘广告会深深伤害他的自尊。这位今年38岁的记者说，所有这一切不过就是因为河南人比沿海地区的人穷，终于，他对这种歧视和偏见忍无可忍，同几位朋友一起写了一本书《河南人惹谁了？》。赵新兵说，必须有人站出来替河南人说话。 报道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和排斥几百年来从未间断。北京人受不了往往比他们更富裕的上海人，总说上海人精明小气；而居住在上海这个全国金融中心的人们也看不上首都人的官僚态度。地方保护主义有时会让某个地区的产品根本无法进入另一地区。数百万农民从农村涌入城市打工，常常遇到城市中的沙文主义。 关于河南人的笑话之多，其他地区无出其右。首先，河南的人口接近1亿，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而从面积而言，河南同拥有1300万人的柬埔寨接近。在河南省的8000万农村人口中，约有10%进入东部的北京和厦门等城市，从事建筑、环卫、卡车驾驶或其他城市人不愿做的脏活累活。 可是，为什么河南人的名声要比安徽或者四川等省份还要差呢？报道问道。这些省份也有数百万人口到沿海城市打工；不管怎么说，河南并不是中国最穷的省份：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在31个省份中排名第18。文章认为，看起来这是因为河南省这10年来口碑不佳的宣传日积月累而成；河南离中国的媒体中心北京较近，自然而然地成为记者探寻中国农村问题的焦点。 报道引述赵新兵的话说，这种不良印象始于1993年一家河南省医药公司制售假药的案件，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不利曝光事件。这家公司的药品标签上注明是供人使用的，但实际上却是兽药，被中央政府打击假冒伪劣消费品的活动曝了光。尽管每个省份都有假冒伪劣产品，但此后中国人一想起这类问题就会想到河南。 另外，过于注重形象也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一位河南人曾宣称要开设“中国的麦当劳”连锁企业而惨遭失败的经历被广为宣传后，河南商人就成了只盯住眼前利润的浮夸者的代名词。类似的不幸事件还有：在另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中，从河南运到外地的一大批大米中发现掺杂了可使大米显得新鲜的有毒矿物油；绑架和拐卖妇女的案件也使得河南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河南形象损害最大的莫过于部分农民在不卫生的技术条件下卖血，导致艾滋病患者人数剧增的事件。文章说，情况严重到甚至在四川农村，父母也经常这样教育孩子：“乖一点，要不就把你送到河南。”这种发展趋势打击的不仅仅是河南人的自尊。比如，毒大米事件导致河南原阳县优质粮食市场的销售量大幅下降。一些当地商人不得不把“河南”二字从公司名称中剔除。审视对河南偏见情绪的另一本书的作者张向持说，他知道一些医院拒绝治疗来自河南省的病人，认为这些病人不会支付医疗费。 不过，现在河南人已经开始了反击，发动起公关之战。报道说，对众多河南人的最后一击发生在2001年，当时中国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的一个节目中，演员扮演的一群骗子都操著河南方言，河南观众纷纷打电话指责中央电视台。不久后，赵新兵和张向持就出版了他们的书。赵新兵在书中写道，河南人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的缺点在其他中国人身上都能找到。嘲笑河南人无异于嘲笑自己。 来自于河南的许多人都喜欢指出河南只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河南是人口最多的省，就像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样；河南的农村与城镇居民比例同中国的总体比例基本一致。就在中国人以其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而自豪时，河南人也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提醒其他省份的同胞：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历史上几个朝代的都城都位于现在的河南省境内，造纸、活字印刷、火药，可能还有指南针也都是在河南发明的。 此外，官方也出动了。也许是为了回应负面报道，河南省政府主办了研讨会，并在全国各地巡回展览，宣传河南的悠久历史。这种巡回宣传还有吸引沿海城市投资和技术的目的，凸现了中国人策略的精髓：通过致富赢得尊重。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锐说，成功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近期将经济提升到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努力看来获得了回报。在河南这个传统小麦产地，生产速冻饺子及其它预加工食品的工厂正在蓬勃发展。现在河南的味精产量占中国的近一半，在各地销售的香肠中，每10根就有7根产自河南。河南省会郑州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借助于运输业的繁荣，郑州兴起了许多旅馆、办公园区和餐馆，给本地政府要成为“中国芝加哥”的宣传增添了一些份量。在目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不容易再犯几年前建立“中国的麦当劳”那位商人的错误。阿庆嫂集团的女董事长柳娥回忆说，曾有一位把河南人称为笨蛋的上海人辱骂过她，而现在，她已拥有了15家连锁餐馆。今年40岁的柳娥说：“我们河南人可能说话直率，但我认为这是优点。”她的餐馆服务员穿著上世纪30年代时红军的服装，端著诸如“七里香辣鹅翅”一类的菜肴穿梭在饭店中。 柳娥以前是一家食堂的经理，后来辞职以高利率从银行贷款开了这家饭店。这种做法很冒险，但她相信物美价廉的经营理念将使阿庆嫂从经营不景气的大众化餐厅中脱颖而出。她的做法深受欢迎，此后饭店的规模就不断扩大。柳娥说，她目前正在调查在哪里开设河南之外的首家阿庆嫂饭店。她说：“河南人能吃苦，能吃苦的人能成大事。能吃苦是最起码的要求。” 早在几年前，一些仁人志士就发出了反对歧视和欺辱河南人的怒吼，马说的《河南人惹谁了》和丁离的《河南人谁也没惹》成为畅销书，这说明国人对歧视和欺辱河南人的关注程度是空前的。这里笔者再选择几篇歧视事件发生前的文章，让大家聆听一下仁人志士们的怒吼声，看是否能震颤歧视者的心灵。人民网的“人民时评”栏目2002年5月9日发表刘成友的文章――《“河南人”的背后》： 有关河南人的段子很多，且流播甚广，这是民间口头文学对河南人的丑化；媒体上有关河南的一些负面报道，似乎为这种丑化提供了方方面面、源源不断的佐证。两者相互促动，在反复的讲述和无尽的传播中共同完成了对河南人“妖魔化”的过程。到如今，丑化河南人不仅是挡不住的潮流，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关于河南人的段子和事件，正成为人们旅途中的笑料，茶余饭后的谈资。 于是有河南人开始反击，也有理性的学者站出来为河南人辩护，包括作为河南人的作家刘震云自告奋勇要给河南人作形象大使。据说网上也展开了大讨论，参与者甚众。市面上还有关于河南人的书在热卖，像《解读中原》、《河南人惹谁了》等。但有的书与其说是在帮忙，不如说是在添乱，作者们忙忙碌碌最后却中了书商的计，无理性分析之功，倒有炒作谋利之嫌。 |
向河南人道歉(2)
类别:关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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